「卡諾莎之辱」（Humiliation of Canossa）發生在1077年1月，也是中世紀歐洲政教關係的一個關鍵事件。
其事件內容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為了得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的原諒，撤掉對於自己的絕罰，在寒冬之中，赤足立在義大利北部的卡諾莎城堡外面整整三天，最終得到了教皇的原諒。
一個皇帝為了得到教皇原諒做出如此行為，才使得這個事件的意義十分之大，意味著世俗君主開始向教廷權威屈服了，王權和教權的改變也改變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格局。
改變一：教權壓制皇權（王權）
「卡諾莎之辱」發生的前提背景就是11世紀的「敘任權之爭」。
當時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開始推行教會改革，主張教權是高於王權的，反對君主擅自任命主教，也就是所謂的「敘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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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頒布了《教皇敕令》（Dictatus Papae），用敕令明確了教皇是有權罷黜皇帝身份的。
如果你是皇帝，你願意就這麼屈服嗎？我覺得大部分肯定是不願意就此放權的。所以亨利四世無視了教廷的敕令，還是繼續任命主教，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6年對亨利四世進行了絕罰，宣布亨利四世不再是皇帝，解除了臣民對於其效忠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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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沒想到的就是這個絕罰直接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在中世紀神權政治體系之下，被絕罰的君主被大家認為是「不潔之人」，此君主的命令不再具備了神聖正當性。
卡諾莎之辱表面上來看是皇帝亨利四世的個人榮辱問題，但究其根本是標誌了教權勝過皇權，並且成功壓制了皇權。
這讓當時許多世俗統治者明白了，教皇確實有能力利用宗教權威來威脅到自己的世俗地位。
卡諾莎之辱的結果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加冕不再是僅僅靠血統或者是貴族的支持就行了，需要獲得教皇的認可才有神聖合法性。
改變二：德意志諸侯勢力開始崛起，中央集權衰弱
卡諾莎事件對於帝國內部的權力結構影響是很大的。
在亨利四世被絕罰的期間，德意志諸侯就抓住這個難得機會，在1077年推舉了對立國王魯道夫（Rudolf of Rheinfelden），引發了內戰。
雖然說亨利四世最終還是擊敗了對手，但是諸侯也明白了，自己打不過皇帝，但是教權可以影響到皇帝。
並且，因為卡諾莎之辱的發生，大家對於皇帝這種尊貴的身份開始出現了新的認識，皇帝的威望在貴族階層、諸侯心中開始下降，原本依附於皇權的地方貴族有些也開始出現異心。在卡諾莎之辱之後的數十年裡面，皇帝為了取得諸侯們的支持，不得不授予諸侯許多特權、豁免權、領地自治權等，這些都會導致帝國的中央集權衰弱，地方貴族的權力上升。
一直到了12世紀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時期，當時的腓特烈一世（巴巴羅薩）也試圖再次進行中央集權，來強化皇權，但是諸侯割據已久，很多事情已成定局。
所以，卡諾莎事件確實可以說是帝國政治格局改變的關鍵事件。
改變三：政教關係從相互合作變成了對抗
在「卡諾莎之辱」發生之前，神聖羅馬帝國和教廷之間雖然偶有摩擦，但是總體還是處於「皇帝保護教會，教會加持皇權」的平衡局面，兩者是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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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卡諾莎之辱」發生之後，這種平衡肯定就沒了，教廷不再滿足於精神方面的地位，想要去介入真實生活，也就是世俗的政治方面，甚至想要去控制帝國的繼承問題和皇帝的合法性。
在1122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的出現，確實是緩解了教權和皇權對於敘任權爭鬥的激烈形勢，其規定主教需要通過教會選舉、皇帝僅僅能保留其世俗授職權，而這條規定就是意味著教會在人事任命方面佔據了主導地位，在「卡諾莎之辱」之後，教廷進一步鞏固了教權對於皇權的壓制。
還有就是，「卡諾莎之辱」也給許多後面的教皇信心，認為可以去挑戰世俗皇權，比如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在公元13世紀就強制干預帝國皇位的繼承問題，扶持了奧托四世，後面又支持腓特烈二世，也是能體現出教權對於皇權的控制。
總結
卡諾莎之辱為什麼改變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格局？又是如何改變的？
- 皇權的合法性高度依賴教廷的認可：皇帝稱帝需要先經過教會加冕，所以教會可以干預皇帝的繼承問題，使得皇帝的統治陷入危機；
- 諸侯權力制度化：帝國議會（Reichstag）開始形成，諸侯可以集體協商來一起限制皇權，這個也是之後「選帝侯制度」出現的鋪墊；
- 帝國的統一性變弱：中央集權的弱化，地方自治的強化，使得帝國很難整合版圖內的資源，在帝國面對外敵之時，許多反應變得遲緩；
- 政教二元結構固化：教權與皇權長期博弈，阻礙了類似英法式民族國家的形成。
卡諾莎之辱這個事件就是十分具有戲劇性的，同時在戲劇性的基礎上還有許多政治意義，也是神聖羅馬帝國政治格局、權力結構改變的關鍵性事件。